来源：一席

从旁观到介入

文/陈杰

我叫陈杰，是《新京报》的首席记者。在当记者之前，我在部队当了五年兵。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兵王，大

家看到我立的二等功、三等功、优秀士兵，荣誉很多。后来我还是选择到地方去，做我梦想的记者。

年《新京报》在北京创刊，我就从地方到北京应聘。当时面试我的是现任的总编王跃春。她十几秒钟就把我精心准备的剪贴本和获奖证书翻完了，瞄了我一眼，说“你就这些？”我当时非常的绝望，觉得自己没戏了。她又问我还会什么，我咬咬牙说：“我身体好。”我说我一个小时能做个仰卧起坐，练过格斗，曾经抓过小偷、斗过劫匪，帮助警察抓过嫌疑人——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这样的例子。当时她听了以后说：“哦。”

然后我就收拾剪贴本，非常绝望地离开了报社，买了张火车票就离开了北京。车到石家庄的时候，社办的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，她说王总让你来办入职手续。就这样，我成了《新京报》的一名摄影记者。

多年以后，王跃春在一次聚会的时候跟我讲，她说为什么当年选择让陈杰进入《新京报》呢？她就看中了我的身体好。她说《新京报》创刊的时候，在北京肯定很艰难，需要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来打开局面。

王跃春选择是对的。从年我进入《新京报》之后，到年、年，国内发生的空难、海难、矿难等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，我总是最快速度出现在第一现场，是拿到独家新闻最多的记者。北京的媒体一听说我在现场他们就特别紧张，他们甚至会派很多记者来盯梢我。

年7月份的时候，视觉部主编跟我说：“陈杰，我太累了。”他带了70多个人的团队。他说你帮我管理摄影部，当视觉部的副主编，分管20多个摄影记者。

我当时一听：这么快就当官了，觉得挺开心的，而且待遇也好。后来我从副主编到主编大概经历了九年吧，这九年里面我生活得并不快乐。因为我渐渐离开了一线那种激情澎湃的时光。

在这个九年过程中，我不断地给自己戴上枷锁，患得患失，内心懦弱，很多东西觉得被掏空了。

在年7月份的时候，我选择了离开主编的岗位，回归到一线做摄影记者。迄今为止，在两年的时间里，我的行程达到30多万公里。几乎把国内走了两遍，很多省市走了很多遍。

我离开管理岗位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腾格里沙漠污染的报道。

腾格里沙漠是在宁夏、内蒙古和甘肃三省交界的地方。沙漠地下富含第三纪残留水，下面的水都是通的，非常珍贵，而且它的植被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在沙漠交界的地方，这三个省在比学赶超地建工业园区。这些工业园把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，不做任何的处理，不仅污染了地下水，也威胁着8公里之外的黄河。而且这些工厂大量地抽地下水之后，会造成地下水下降，对本来脆弱的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危害。

环境污染事件是路人皆知的，但是因为它背后巨大的利益链，没有人能撼动。

我决定要触碰一下这个禁区。我徒步从腾格里沙漠腹地进入到这个地方。我平时经常跑一万米，成绩到现在还非常好，40分钟多一点，所以我的体能非常好。尽管沙漠到这个地方只有三公里，但当时这三公里我其实是跑的。因为天快黑了，如果黑下来我就拍不了照片了。我是等所有的管理人员撤走的时候往里去的，为了赶这个时间拼命跑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后来央视播的我的那个视频，全部都是我的喘气声。这几公里跑得比我平时跑一万米还要累。

《新京报》用两个版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。宁夏迅速做出了反应，关停了企业，对企业负责人和环保局进行了追责。

内蒙古恰恰相反，他们找了一些中央或地方媒体，做了一个颠倒黑白的报道。同时通过我们的上级主管部门，对《新京报》施压，对我个人施压。

在这种双方角力的过程中，我再次跟中科院的专家、中国政法大学的律师一起到腾格里沙漠进一步取证。我要做最坏的打算，跟他们法庭上来对峙。

在博弈的过程中，上级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批示，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入内蒙古、宁夏和甘肃，对整个腾格里沙漠进行普查。出了40多项的整改意见。

因为这个事件，内蒙古、宁夏和甘肃一共有多名官员被问责，有几十名官官员，包括高职厅级官员被免职。这些污染的所有的区域都按照环保部的要求进行了彻底的整改。

腾格里沙漠的报道也在法律界、环保界，包括NGO圈里面产生了巨大影响，我的朋友圈迅速扩大，线索蜂拥而至。此后我又做了十几篇重大环境污染的报道。

年的时候，我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进入日本，在那个地方待了十五天，发回了一系列海啸之后的惨状的报道。我更重要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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